1965 年 2 月 7 日凌晨，越共袭击了美军波来古基地，八名美国人丧生。几个小时内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把一份备忘录推到约翰逊总统面前：持续报复。3 月 8 日，三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。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，就是这么开始的。
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决定，是他们的推理方式。那间屋子里的人，被当时的媒体称为「最聪明的一代」。他们没有忽略历史——恰恰相反，他们是被历史喂得最透的一代人。会议上，洛奇大使明确援引 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，把胡志明的推进类比成希特勒的推进；后来学者在《Analogies at War》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，1992）里复盘，在场的高级决策者们，包括邦迪，都确信这个类比是恰当的。肯尼迪本人大学时写过批评英国绥靖政策的荣誉论文，后来出版成书，书名就叫《英国为何沉睡》。「慕尼黑的教训」不是他们的盲区，是他们最深的信念。
十年之后：五万八千多名美军士兵、数百万越南人的生命、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场对外战争。
最认真的历史类比，产出了最坏的决策之一。这不是要论证「历史没用」——恰恰相反，这篇要说的是，历史对大模型的价值极大，在训练和推理两端都是。但波来古之后那间椭圆办公室里的场景，指向我真正想讲的判断：历史是极好的律师，极差的法官。 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反直觉的悖论：决策越大，历史的证据效力越弱。
